精力。当其他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偶尔有一个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击现存的教会，像丹尼尔？笛福，这也许会倒霉地触犯法律。不过《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被戴枷，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历来天生就是对讽刺疑心重重。假如笛福写的是严肃地维护宽容的文章，也不会身受惩戒了。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化为一本半幽默的小册子，名叫《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这表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低俗之辈，低俗到跟监狱中的小偷差不多的地步。

　　笛福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旅行从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他被专横地赶出发源地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很受欢迎的安身之所。与其说这应该归因于刚刚搬进那方土地的人们的性格，倒不如说是因为新大陆比旧大陆具有大得多的经济优势。

　　英格兰是个人口稠密的小岛，只能为大部分人提供立足之地，人们如果不愿意再践行古老而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则，所有的生意都会终止。但是在美国，它是一个范围不知有多大、财富多得不可思议的国家，是一个只住有为数不多的农夫和工人的大陆，这种妥协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因此，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团体里，居然产生了防范坚固的自诩正确的正统教派，自从加尔文在瑞士西部充当了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的快活日子以来，这种情况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查尔斯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长期地居住上了人，这一小伙人被称为"朝圣神父".朝圣者一般是指"为表达宗教虔诚而去圣地旅行的人".按照这个意思讲，"五月花"号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们是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他们憎恨那些墨守成规的、崇拜天主教教义的信徒，因此离开了英国。

　　新的天国他们首先渡过北海来到荷兰，到达这里时恰好赶上经济大萧条。我们的教科书还继续讲述说，他们要继续航行是因为不愿意让孩子们学习荷兰语，否则就会被这个国家同化。这些朴实的人居然不图报恩，却跑去做什么美国公民。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住在贫民窟里，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国家里难以谋求生路。据说在美国种烟草的收益远胜于在莱顿梳羊毛，于是他们便前往弗吉尼亚。没想到遇上了逆风，马萨诸塞岸边的水手驾驭船只的能力又有限，他们便决定就地住下，不再乘着漏船到海上的恐怖中去冒险了。

　　这些人虽然逃脱了淹死和晕船的难关，却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大多是英国内地的小城镇的人，没有闯荡的能力。他们的共产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热情被不息的狂风吹得冰冷，妻子和孩子由于没有像样的食物而饿死。只有很少的人熬过了三个冬天存活下来，他们秉性善良，习惯于家乡那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可是由于随后又来了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湮没了。那些后来的人无一例外全是更严厉、更不妥协的清教徒，他们把马萨诸塞变成查尔斯河畔的日内瓦，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新大陆的寒冬清教徒们在弹丸之地上挣扎谋生，总是处于灾难的边缘，他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从《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据。他们与体面的社会和图书隔绝，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摩西和纪登传统的继承人，很快会成为西部印第安人的马卡比。他们没有办法慰藉自己这艰苦乏味的生活，只能相信他们受苦受难是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还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他的人都错了。谁要是含蓄地指出清教徒的做法和想法并不完全正确的话，便会由于观点相异而遭遇虐待，不是被无情地鞭打一顿赶到荒野里，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驱逐出境，除非他们万幸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藏起来。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没有丝毫贡献，它起的作用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歪打正着，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中也是常见的。宗教专制的暴力引起了更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力。在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教士暴政以后，涌现出新的一代，他们是形形色色的教士统治的公敌，认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他们对于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体的做法很是厌恶。

　　这个发展过程非常缓慢，却颇有运气，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爆发之前危机才出现。结果是，起草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注入了一些很是现代的原则。经过事实验证，这些原则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具有巨大的价值。

　　可是在这之前，新大陆在宽容领域里已经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居然是在天主教区里！在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这次有意思的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卡尔佛特父子，他们的祖籍是佛兰芒，不过父亲后来移居到了英国，为斯图亚特王朝效劳，作出了显赫的贡献。他们最初是新教徒，但是乔治？卡尔佛特--他做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和总管--对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烦透了，便又回到旧有的信仰。旧有的信仰好也罢、坏也罢、还是不好不坏，反正它称黑为黑，称白为白，不把每项教义的最后判定权留给一群半文盲的教士。

　　马里兰的奠基这个乔治？卡尔佛特看起来多才多艺，他的倒退行为（那时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并没有使他丧失国王对他的恩宠。相反，他还被封为巴尔的摩的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为遭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得到了各方的帮忙。他先在纽芬兰试了下运气，但是他派去的定居者都无功而返。于是他申请在弗吉尼亚要几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谁知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也不肯同这些危险分子做邻居。巴尔的摩男爵接着要求得到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没等到获批就归西了。他的儿子塞西尔继续这件好事，公元1633年至1634年冬天，"方舟"号和"鸽子"号两条小船在乔治的兄弟伦纳德的指挥下，穿过大西洋，于1634年3月满载着旅客平安抵达切萨皮克海湾。这个新领地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叫做马里兰。亨利四世本来打算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这计划却被一个发疯的教士用匕首打破了--这个疯癫者用匕首刺杀了亨利四世。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妻子，而这个国王不久又在清教徒手里丧失了性命。

　　这块移民区非同一般，它不消灭印第安人，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平等相待。但本身却经历了好多艰难岁月。首先，移民区里住满了很多圣公会教徒，他们都是为了逃避马萨诸塞清教徒的蛮横与残忍才来的。后来清教徒也闯进这块移民区，为的是逃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残暴。这两伙人都是逃亡者，盛气凌人，都想把自己那套所谓的"正确信仰"强行加给这个刚刚给他们安身之处的地方。由于"所有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在马里兰的领地上都被明文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权力要求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安安静静别惹事。但是，不久之后，英国本土的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爆发了，马里兰人便担心无论哪一方获胜，他们原有的自由都会丧失。因此，公元1649年4月，刚刚获得查理一世被处决的消息以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倡议下，就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其中有这样一段规定，很精彩：

　　"由于宗教对思想的高压统治在所及的范围内常常产生有害的结果，为了本省份政权的安定，为了保护居民之间的友爱和团结，特此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为理由，对本省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进行干预、骚扰及迫害。"

　　在一个耶稣会会士掌管重权的领地里，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这显示了巴尔的摩家族杰出的政治能力和不可小觑的勇气。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称赞。后来，一撮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马里兰的政权，《宽容法》被废除，代之以自己的《关于宗教的法案》。该法案给予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充分的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并不包括其中。

　　幸运的是，这个反动的时期并不长。公元1660年，斯图亚特王室复辟，巴尔的摩派的人也重新掌握了马里兰的大权。

　　对他们政策的又一次攻击来自另一边。圣公会教徒在英国本土获得了完全胜利，因此坚持要让自己的教会变成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卡尔弗特家族继续战斗，但他们却看到不大可能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这一边。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才宣告终止。

　　新教徒获胜了。

　　专横也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