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0日 21:15
这个人便是笛卡尔。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征服欧洲的穆罕默德。笛卡尔不满10岁就被送到耶稣会接受教育了，并在那里度过了12年。笛卡尔很招人讨厌。因为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拒绝接受那些未经证明的东西。耶稣会会士也许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对付这种难调教的孩子的人。他们不但不挫伤孩子，还能将其培养得很成功。要检验布丁就要品尝品尝。检验教育的成果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个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20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从头到尾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青年的进修学院。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像犯了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感兴趣的是数学和炮术，而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刚一结束，他便辞了职，前往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了一段时间的仗。
但是那次战役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唯一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返回法国，想学一些高级的攻坚战术。可是他厌倦了军营生活。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打算结婚，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想过宁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居所。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现存的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并不困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20个小时）用来工作。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似乎过于枯燥。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对这种自我折磨的放逐生活很是满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其实距离真正的科学还很远很远，不首先铲平陈旧的错误和荒谬，普遍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事一桩。不过笛卡尔很有耐性，到了30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不偏不倚，这使得天主教徒骂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骂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也丝毫没有干扰他的工作。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在那里与世长辞。
在17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做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公元1680年是一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这等于宣称自己是既定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信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相提并论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痴狂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祖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是没有人提的。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问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这种观念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存在，结论就是必然的--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案件，并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毅然放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父辈的宗教信仰。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在腰边佩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接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傲慢使他惊讶和愤怒，而且他也很自高自大，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样狭小的社会组织里，这种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孤傲的梦幻者，这些人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则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者。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亵渎神圣的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产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得到澄清，控告随后撤销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叛者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道。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犹太群体。但是他要首先公开认罪，任教区全部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种羞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这次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被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玷污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悄悄地遮掩此事。他们找斯宾诺莎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继续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固定的年金。
斯宾诺莎可是个不肯妥协的人，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不给人一点儿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房间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终结掉他的生命时，他也拒绝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显然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短短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气急败坏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求和市长会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颇受人尊崇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人们有个好习惯，对整个事情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处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令的事，便如实向市政府的官员们作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青年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静无波，就像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打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随着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曾有传言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恋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孩子才10岁，所以这个传言似乎不是事实。
他有几个好朋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些资助，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研究。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情愿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80块钱的接济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过着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清贫生活。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委婉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最终回绝了，继续过着平静而愉悦的流亡日子。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迁到海牙。他的身体一向欠佳，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微末损伤了他的肺脏。
公元1677年，他孤独而急促地离开了人世。
使当地教士非常愤怒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他的墓地。两个世纪之后，当纪念他的雕像揭幕的时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去保护参加这个庄严仪式的人，使他们不被成群的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伤害。
这就是斯宾诺莎，他有什么影响呢？他难道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一堆一堆的书里，说出的言辞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色发青的勤奋的哲学家吗？
不，他不是。
他取得的成绩，绝不是依靠发挥才智或凭借巧言善辩得以正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斯宾诺莎之所以伟大，主要靠他的勇气。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只知道一条法则，它是在早已被遗忘的遥远的黑暗年代里定下的不可更改的死规矩，这些规矩是为那些自认为能够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阶层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
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知识自由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无政府几乎是同义词。
他知道他的逻辑体系既会得罪犹太人，也会得罪非犹太人。
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把所有问题都看成普遍问题，无一例外地视其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相信这些问题是纯现实的表现，它将适用于最后审判日，就像适用于创世纪那样。
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斯宾诺莎像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窄界线，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勇敢地构建起自己崭新的思想体系。
如此一来，他恢复了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以来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正的世界一员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