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庙堂。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一直对它都非常崇敬。然而，在这个时候，它也被夷为平地。那里还有一座大学，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创建以来，便闻名于世。它继续教授、解释各种古老的哲学，从未间断，因而吸引了来自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大批学子。这所大学没有遵照亚历山大主教的谕旨被关闭，但是主教手下的教士们却自己动手了。他们闯进教室，处死了柏拉图学派最后一位伟大教师希帕提娅，还把她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大街上喂狗。

　　在罗马，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朱庇特的神庙被关闭了，古罗马宗教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了，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高卢，在著名的图尔斯主教领导下，原先的天神被宣称为基督教中恶魔的前身，所以供奉它们的庙宇都必须从地球上消失。

　　在偏远的乡村，农夫有时候会冲上来保卫他们爱戴的天神，于是就会有军队奉命过来，用斧子和绞刑架平息这类所谓的"撒旦的暴乱".

　　在希腊，破坏工作的进程要缓慢一些。但是到公元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被废除了。这个希腊人生活的中心（此时已连续存在了差不多1180年之久）既然已经不复存在，其他事情相对而言就容易多了。哲学家被一个接一个地驱逐出这个国家，最后，遵照查士丁尼皇帝的旨意，雅典的大学也被封闭了，维持学校运转的资金自然也被全部没收。硕果仅存的7位教授失去了生计，只好出逃到波斯。波斯皇帝倒是热情接待了他们，而且还让他们平平安安地享受晚年，恩准他们玩新奇的印度游戏--下棋。

　　在5世纪的前半期，克里索斯托大主教已经能够毫不夸张地宣称，过去那些作家的著作和哲学家们一起，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西塞罗、苏格拉底、韦尔吉尔和荷马早就被人遗忘在地窖和阁楼里了（更不必说那些被正派基督徒痛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了）。要过600年之后，他们才能够重见天日，而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只能凭借着这些神学家赏赐的精神食粮过活。

　　这是一份奇怪的减肥食谱，绝不是一个均衡的食谱（套用医学行话来说）。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的诸多敌人，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严重的磨难。那些吵着要给古代的神灵烧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的贫苦农夫，倒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他们，让他们闭嘴。这是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而法律是站在基督徒一边的嘛。然而，奥斯特罗哥特人、阿拉曼尼人和朗哥巴德人各执己见，争论是亚历山大教士阿里乌关于基督本质的说法对呢，还是阿里乌的死敌、亚历山大主教阿塔那修斯的说法对；朗哥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对基督和上帝是"完全一样"还是仅仅"相像而已"争论不休；汪达尔人和撒克逊人在辩论，聂斯特利说的"圣母马利亚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究竟对不对；伯艮第人和弗里西人在纠缠耶稣是否具有双重本质，即是不是半人半神。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现在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虽然在观念上有点稀里糊涂，但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所以绝不能将之革出教门来处罚他们，也不能用永恒的地狱之火恐吓他们。对他们只能委婉地说服，然后用宽厚的仁爱和奉献把他们带回到正道中来。但是首先要让他们有明确的教旨，明白什么是应该坚持的真理，什么是必须反对的错误，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人们希望使教义中的所有问题达到某种统一，最终便导致了一系列著名的会议，后来被统称为"基督教公会议"或者"基督教普世会议".自从4世纪中期起，这种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召开一次，以确定哪些教义是正确的，哪些教义包含有异端的嫌疑，因而应该被判为错误、虚妄和异端邪说。

　　公元325年，在离特洛伊废墟不远的尼西亚第一次召开这种会议。第二次会议是56年之后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三次是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从那以后，会议接二连三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查尔斯顿召开了几次，又在君士坦丁堡连续召开两次，然后又在尼西亚，公元869年又在君主坦丁堡召开一次。

　　从那以后，会议就在罗马或者由教皇指定的某座西欧城市中举行了。这是因为，自从4世纪以后，尽管理论上皇帝有权召集这样的会议（这个特权的附带条件是，他要支付主教们的路费），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对强有力的罗马大主教提出的建议应该认真对待。尽管我们不能肯定是谁主持了尼西亚的首次会议，但是后来的所有会议全都是由教皇主持的。这些神圣会议的决议，也必须得到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正式同意。否则，便不能被视为有效力的。

　　所以，我们可以辞别君士坦丁堡，到气候更宜人的西部地区去旅行了。

　　宽容与专制之争始终反复进行。有的人把宽容看成人类最伟大的美德，也有的人说它只不过证明人类有很多道德弱点。我不想探讨这个问题纯理论的一面，但是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惩罚异端的行为加以辩解时，都讲得头头是道。

　　他们这样辩解："一个教会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比如一个村庄、部落，或者一座堡垒，必须有一个总指挥，有一套明确的法令和细则，那些教会的成员都必须强制服从。所以，任何人发誓加入教会，就同时默认了要尊重总指挥并遵守法令。如果他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承担自己的决定造成的后果，并且离开教会。"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非常正确，非常合理。

　　如果今天一位牧师感到自己不再信仰浸礼宗的教义，他可以转到卫理公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再信奉卫理公会的教旨，还可以成为一位论教派、天主教派或者犹太教的教徒，甚至还可以转投印度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界是非常宽广的，大门是为人敞开的，除了忍饥挨饿的家人，谁也不会对他说"不".

　　现如今是一个蒸汽轮船和火车的时代，而且还有无穷的经济机遇。

　　而5世纪的世界却不这样简单。当时要想找到一个不受罗马主教影响的地方，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当然，你可以从波斯走到印度，就像很多异教徒做的那样，但是路途迢迢，生存的机遇又非常渺茫，而且这样做还意味着他本人与其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呢。

　　异端分子而且，假如人们由衷地认为自己对基督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要说服教会对教义做一点改动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为什么要放弃信仰自己喜爱的宗教的权利呢？

　　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是正统信徒还是异端分子，都认为宗教教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如果联合会中一群博学的神学家硬要定义不可能定义的东西，将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公式化的东西，就像数学家因为对X的取值意见不一致而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那时基督教唯我独尊和专制的精神已经牢牢地掌控了世界。直到最近，那些主张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肯定谁对谁错"而倡导宽容的人，依旧有性命之忧，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看法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字中，仅仅有一两个绝顶聪明的读者才能参透其中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