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具有生物性这个事实的人，常常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恼火，他们把我们称为"物质第一主义者""犬儒主义者",等等。他们总是把历史视为一本赏心悦目的童话故事，所以当发现历史是一门科学，遵守着宇宙万物都要遵守的铁律时，便大惊失色，说不定他们还会起来反对平行线公理，怀疑乘法口诀表呢。

　　逃离罪恶的世界我个人建议他们还是接受这些客观规律为好。

　　因为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在某一天成为对人类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制和广大群众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联盟。

　　如果有谁怀疑这一论述的正确性，那就请他到我前面所写的那些世纪的史料中寻找证据吧。他可以研究一下基督教最初400年间，那些伟大领导者的生平。

　　他定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原来的异教社会，一直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受到了这种新思想的吸引，并真心真意地接受了基督的教诲。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从效忠世俗的主人变为效忠天国的主宰，是因为升迁的机会对后者而言要大得多。

　　教会从其自身来说，总是通情达理的，不追究是什么动机促使这么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而且还会细致入微、竭尽全力地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让那些向往过实际的、世俗的生活的人得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益的机会，而对那些秉性不同、信仰中有较多感情色彩的人，则尽可能地为其提供远离城市喧嚣的机会，以便其能够在宁静中思考生存的邪恶，甚至达到他们认为灵魂的永恒幸福所必需的个人圣境。

　　起先，过这种身心投入、静思冥想的生活是相当自在的。

　　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最初几百年间，它只是一种松散的精神纽带，联结着远离权贵豪宅而居的穷苦百姓。但是当教会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世界主宰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拥有了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的大量地产之后，过隐居生活的可能性就减少了。虔诚的男女开始向往"昔日的好时光",那时真正的基督教徒每一天都是在祈祷和行善中度过的。为了能再次体会那种幸福感，如今只好人工地再造当年本是自然发展生成的环境。

　　追求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源起于东方。在其后的1000年中，它对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为基督教会的武装库提供了一支忠诚的突击部队，可以用来有效地对付各种异端邪说。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吃惊。

　　在毗邻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几个国家中，文明已经极其古老，人们也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单以埃及为例，自从尼罗河谷有了第一批居民，已经交替出现了10个不同的文明时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上，情况也是如此。生命的虚无，人类努力的徒劳，在昔日宫殿庙宇的废墟上都清晰地显现。欧洲的年轻民族也许会把基督教作为对生活的一种急切期望，作为对刚刚复苏的精力与热情的持续激励，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宗教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一种解脱。设想着死亡那一刻的愉快时光，他们可以从阴森记忆中逃离出来，躲进一片荒漠，在那里只有他们的悲哀和他们的上帝，而不必再面对可怕的生存现实。

　　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改革的事业似乎总是对士兵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更直接地接触到人类文明中的残酷和恐怖。不仅如此，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会一事无成。为基督教而战的最伟大的现代勇士，原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中的一位上尉此处似应指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他曾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而第一位把那些精神流浪者聚集成组织的人名叫帕科米乌，是君士坦丁皇帝军队中的一个列兵，他是埃及人。在他服完兵役之后，就加入了一小群隐士的行列，领头的人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这群人离开了城市，在荒漠中与豺狗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似乎会引起种种怪异的精神痛苦，使人们过于虔诚，不是整天待在古老的石柱顶上，就是终日闷在废弃的古墓里面（这会使异教徒窃喜，真信徒悲伤）。帕科米乌决心使这个运动更有实际基础，于是成立了第一个宗教团队。从那以后（4世纪中期），聚集生活的隐居者开始听从一个指挥官命令，他被称为"大将军",由他来指定一些院长（或主持），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则被他们看做天神的众多堡垒。

　　在公元346年帕科米乌去世之前，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斯已经把他的修道士思想从埃及传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逃避世俗世界，逃避邪恶以及那些不依不饶的债主。

　　然而，由于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性格，帕科米乌的设想不得不作一些小的改变。在冬季的欧洲，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而且西方人更加讲究实际的头脑，也难以接受东方的神圣理想中沾满泥土污垢的形象。

　　所以，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就会自问："早期教会如此重视的那些善事有什么意义呢？让一群群狂热的信徒在远离尘世的潮湿山洞里苦苦修行，弄得瘦弱不堪，难道这样能给寡妇、孤儿和病人带来益处吗？"

　　因此，以西方人的观点，必须按照更加合理的方式改革修道院制度。这要归功于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城一位名叫本笃的居民，这个人总是被人称为圣徒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受教育，但是该城使他那颗基督教徒的心灵充满了恐惧，于是他逃到阿布鲁奇山下的苏比亚克村，并在一片当年属于尼禄行宫的废墟中住了下来。

　　在那里他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了3年。后来他的美德盛名传遍了乡村，渴望接近他的人蜂拥而至，多得足可以住满十几个像模像样的修道院。

　　于是他告别了穴居生活，成了欧洲修道院制度的规章制定人。他先是起草了一套组织法典，其中的每个细节都显示出他那种罗马人的秉性。修道士们宣誓遵守他的规章后，就再也别想过闲散的生活。

　　除了祈祷或者冥想，剩下的时间修道士们必须下地干活。那些年纪太大，不能干活的人，就被安排去教育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教徒，如何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他们确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得本笃修道院在教育方面自成体系长达近千年之久。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获准培养了大多数具有特殊才干的年轻人。

　　作为辛勤劳作的回报，这些修道士们有着体面的穿着和充足的食品，还可以拥有一张床--可以在每天工作和祈祷之余，躺在上面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修道士们不再仅仅是一些逃离世俗生活和种种义务，一心为灵魂的来世做准备的闲汉。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必须在漫长而痛苦的考察期内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尊严，还必须积极地参与传播天国的权势和荣耀。

　　在欧洲异教徒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为了避免使徒们的成果不致落空，传教工作必须得到当地居民和政府有组织的支持。修道士们便扛起铁铲和斧头，拿上祷告书，来到了日耳曼、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遥远冰岛的荒野中。他们垦荒种地，办学传道，给那些遥远的土地带来了文明的启蒙之光。对那里的大多数人来说，文明还只是靠道听途说而来的一知半解。

　　于是，教皇--整个基督教的最高执行人--就以这种方式使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发挥了作用。

　　务实的人可以获得很多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梦想家则可以在宁静的树林中找到快乐。没有白费的工夫，没有浪费的时间，结果便是基督教的权势大增。不久之后，不论是皇帝还是国王都发现，如果忽视了自己臣民中那些基督追随者的意愿，就无法继续实施统治了。

　　基督教获得最后胜利的方式颇有意思，它向人们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出于一些实际原因，而并非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宗教热情的心血来潮式的突然爆发。

　　对基督教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公元303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颁布四项命令，大肆迫害基督教徒：（1）拆毁全国教堂，焚毁教会经书；（2）搜捕教会神职人员；（3）在押教徒拒不信奉罗马神者一律处死；（4）帝国各地教徒拒不参加罗马神祭礼者也一律处死。皇帝统治时期。有趣的是，在那些倚仗亲兵卫队之威势进行统治的欧洲权势人物中，戴克里先绝不是最坏的一个，但是他却遭到了相当普遍的非议。他对基础经济的命题一窍不通。

　　当他发现自己拥有的帝国迅速地四分五裂时，一辈子的戎马生涯使他确信，弱点在于罗马的军事体制组织涣散。边远地区的防御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军队，而那些士兵已经逐渐丧失了作战的习惯，变成了过平静生活的农夫，竟然向那些理应远拒于国境之外的蛮族兜售起萝卜和白菜。

　　戴克里先根本不可能改变这套积习成患的体制，所以他想创建一支新型的野战军来解决这一难题。这支新军队由身手敏捷的年轻男子组成，能够在命令下达几周之内进军到帝国疆域内任何受到入侵威胁的地方。

　　这是一个高明的主意，但恰如所有军事方面的好主意一样，是要花费大量金钱的。这笔钱只能以税收的形式由国内的人民提供。果然不出所料，此举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声称如果再交一文钱就一贫如洗了。皇帝则说这是他们的错，并且把过去刽子手才有的权力授给了收税官。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帝国的百姓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却还要倒贴钱财，于是他们便抛家舍业，蜂拥到城里当起了流民。可是，皇帝陛下却不想半途而废，为摆脱困境，他大笔一挥，又颁布了一条法令。把所有的政府官职、手工艺、商业贸易都变成了世袭职业。这就是说，官员的儿子将来还是官员，不管他是否喜欢。面包师的儿子一定还得做面包，哪怕他可能在音乐方面更有天赋，或者更适合做个典当行的老板。水手的儿子则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待在甲板上，就算他到台伯河划船都会晕船。而那些打短工的呢，虽然理论上讲他们还可以做自由人，但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无非就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奴隶罢了。这一下彻底表明，原来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堕落成一个东方式的专制统治机构。

　　这样一位对自己的能力极其自信的统治者，指望他能够容忍或者愿意容忍一小撮人仅仅遵守那些自己愿意遵守的法令，岂不是荒谬至极嘛！但是，在评判戴克里先对基督教徒的粗暴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当时处于一种毫无退路的境地。好几百万的臣民们从戴克里先采取的保护措施中获益，却不肯分担共同的重任，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忠诚。

　　你也许记得，最早的基督教徒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他们觉得世界末日随时有可能来到，既然如此，又何必浪费时间和金钱写一些文字东西呢？那些东西不出10年就会被天堂之火化为灰烬。但是新天国并没有到来，而基督的故事（经过100年的耐心等待之后）开始被人们添枝加叶地传来传去，弄得信徒们对这些故事莫衷一是。这时，人们感觉到拥有一本这方面的权威书籍的必要性，于是，一些耶稣的小传和门徒的七山之城被保存下来的原始信函被集结成一部大书，称为《新约》。

　　在这本书的众多章节中，有一章叫做《启示录》，其中提到了一个建在"七山"上的城市，并有关于它的一些预言（大家都知道，自从罗姆拉斯时代起，罗马就是建在七座山上的）。尽管这位匿名作者小心翼翼地把这座城市称为他所深恶痛绝的巴比伦，但是书中形容那座城用到了"妓女的母亲""大地的污点"的字眼，还说这座城市浸满了圣徒和殉道者的鲜血，注定要成为魔鬼的栖身之地、邪恶灵魂的归宿及可憎的鸟类的巢穴，等等，诸如此类的贬损之词遍布其中。帝国的法官不需要有太多的洞察力，也能够明白这些文字的影射意义。

　　这样的句子也许可以解释成某个可怜狂人的呓语，他也许想起了最近50年来被杀害的众多朋友，所以被怜悯之情和熊熊怒火蒙蔽了双眼。然而，这些句子却是教会庄严礼拜活动中的一部分，一周又一周地在基督教徒聚集的地方被反复地诵读着。外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代表了所有基督教徒对台伯河岸这座强大城市的真情实感。我并不是说基督教徒们没有理由怀有那样的情感，但是我们也很难责备戴克里先不理解他们的热情。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罗马人渐渐熟悉了一个前所未闻的词--"异教徒".最初"异教徒"这个词只用于那些选择信仰某种教义的人，或如我们所说，属于某一"教派"的人。但是渐渐地这个词的含义缩小到，指称那些信仰基督教权威认为"不正确""不合理""不真实"或者"不正统"的教义的人，用圣徒的话来说，指的就是那些"异端、谬误、虚假、永远错误"的人。

　　还有少数固守古老宗教的罗马人，从理论上讲，他们完全不应被扣上异教徒的帽子，因为他们还在基督教的圈子之外，所以，严格地说，他们也没权解释其个人观点。不管怎么说，《新约》中的某些部分着实有伤帝国的尊严，比如说"异端就像通奸、猥亵、淫荡、懒惰、巫术、愤怒、争斗、谋杀、骚乱、酗酒一样，都是可怕的邪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出于礼貌的关系，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反正这些话读起来是不会让皇帝的尊严受到吹捧的。

　　这一切导致了摩擦和误会，摩擦和误会又导致了迫害。罗马的监狱里再一次关满了基督教徒，罗马刽子手又使殉道的基督教徒人数增加了许多。再次血流成河，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戴克里先最终彻底绝望了，他舍弃了王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另一项非常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起大白菜。

　　继任者没有继续实行镇压政策。相反，因为看到无法指望着用武力根除基督教的势力，他不得已决定做一笔交易，用一些特别的恩惠赢得对方的好感。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313年，由官方首次正式"承认"基督教会的功绩，这个人叫做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约274-337）：罗马帝国皇帝，306-337年在位，公元312年在罗马北郊大败马克森提乌，统一西罗马帝国。为取得基督徒的拥戴，他曾声称在大战前夜梦见标记十字架的军旗，故胜利是上帝的恩赐，并自称是"上帝的仆人".公元313年与李锡尼合力征服罗马帝国东部，随即签署《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返还没收的教产；释放被捕的教士教徒；免除教士的赋税徭役；给主教以释奴权；教会可拥有财产等。临终前，在他的要求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搞一个"国际历史修订专家委员会",所有的皇帝、国王、主教、总统、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向这个委员会说明自己的资格。其中的一位候选人我们必须特别留意，他就是后面将要提到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野蛮的塞尔维亚人，曾经活动在欧洲的每一处战场，从英格兰的约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都留下过他挥舞长矛的身影。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兄弟和自己的侄子（一个7岁的孩子），还杀死了几个地位卑微的亲戚。即便如此，在迎战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森提乌时，由于他慌乱中大胆地请求基督徒的支持，从而赢得了"摩西第二"的美誉，最后又被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封为圣徒。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终其一生都是个野蛮人。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取出祭献的羊的内脏，蒸了来占卜未来，而这些都被大家体谅地忽视了。毕竟皇帝颁布了那部有名的《米兰敕令》，向他钟爱的基督徒保证他们享有"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和"在自己的会场不受骚扰地举行集会"的权利。

　　此前我已经再三陈述过多次，在4世纪前半期的基督教领袖，都是一些务实的政治家。当他们迫使皇帝签署了那部值得永远纪念的法令时，基督教便从一个次要的教派跨越到国教的尊位。不过，他们深深知道这是怎样得来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尽管他们想凭借演说把这掩盖起来，但是机关算尽仍然要露出一点马脚。

　　"拯救我吧！强大的统治者！"聂斯托利主教对狄奥多斯皇帝申告，"把教会的敌人全都交到我的手中吧，我将给你天堂！站在我这一边，打倒那些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吧。作为回报，我们也会站在你的一边，帮助你击败你的敌人！"

　　在过去的2000年里，还有不少类似的交易。

　　但是以妥协使基督教掌权这样厚颜无耻的行为，的确非常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