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0日 21:15
过漫长而动乱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舞台、新的治安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的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的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雀跃中，就断言人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彻底遗忘，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是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都携带一大本《圣经》去教堂，剩余的日子则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沉默，不得公开个人的意见。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地左顾右盼，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有藏着密探，才能说一些自己的观点。不过，当他们还在起劲儿地谈论当天发生的事情时，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的"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们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国家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1600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悲伤地摇摇头。
他们的新主人所做的，与那些从公元1年起所有不懂人类历史的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这些主人们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抨击政府的演说，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演说家拖进监狱，从严宣判（40年、50年或100年的监禁），使这些不幸的人得到烈士的美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们不过是没什么头脑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弄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些例子的警告，其他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灯光昏暗的酒馆里或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点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小心谨慎的听众，在这里比在公共讲台上，他们有着更大的影响。
天神智慧地赋予某些人一点儿权力，可这些人又总是担忧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悲哀了。一个国王可以离开他的王位，并且笑对这场中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插曲。无论他是戴着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始终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而言，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职务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平民百姓，一个之前咋咋呼呼，如今被人嘲讽得陷入窘境的可笑之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理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询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透了。
他们随即被不留情面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驱逐出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留下妻子和儿女，全要依靠邻居们的好心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一大批真挚地想消除许多社会流弊的人带来极大的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蔼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涤除了。今天，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康德教导说，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普遍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这种理论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恶名远播，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放逐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很狼藉，因为他把怀疑的触角伸到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乐曲。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消失不在了，整个世界都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活跃的学术时代，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镇集市上那些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并指挥演奏的最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还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沃土作为他们施展力量的地方。但是这一切在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之后就全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德国翻版，在这个统治者看来，和异教徒签订的条约毫无意义。虽然鲁道夫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散得无药可救。不过呢，这倒使他的帝国避免了在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二世被选为皇帝，政策发生变化的事就发生了。他当选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众多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过著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公元1291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狂热的爆发中曾发誓，把他的国家变成纯粹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公元1629年，天主教再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国教和唯一信仰的宗教。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特的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每位新娘都带来了大片欧洲领地作为嫁妆。费迪南德便着力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18世纪后半期还能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时奥地利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变。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会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厌烦了教皇的不断干涉。他们非常想冒一次风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教廷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经说过，有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评论家们则争论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的，而他们又是由教区全体教众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愿意承认罗马教皇，因为他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享受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历代教皇绝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应把自己的影响伸展出教皇应有的领地范围之外。
教皇则利用各种惩罚（包括训令、诅咒、逐出教会）来对付这种思想。结果有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提倡教会权力下放而丢掉小命。
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明确解决。后来在18世纪中期，有钱有势的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重新提出这一思想。这位代理主教叫约翰？范？抗泰姆，但他的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更为人熟知。他接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以后，他暂时离开家人，前往莱顿大学读书。他抵达那里时，恰好赶上纯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开始被怀疑城堡内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的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称颂宗教宽容的理想的讲演时，这种猜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抗泰姆这位代理主教的推理思路是有独创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上帝可以制定出对所有人民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他愿意做，就能轻而易举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抱有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他人相信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很难说清楚。但是从抗泰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的思想痕迹。后来他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书即刻受到罗马教廷的斥责（公元1764年2月）。但这时奥地利皇后玛丽亚？泰雷兹却对抗泰姆表示了支持，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弗布罗尼主义或主教权限主义运动，它在奥地利蓬勃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有实效的《宽容法》。在公元1781年10月13日，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将他颁赐给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后的劲敌、普鲁士的腓特烈的翻版，他有在错误时刻作出正确决定的惊人天赋。最近的200年间，奥地利的家长们让孩子入睡时就吓唬说，如果不上床睡觉，就会被新教徒抓走。如此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着角，并拖着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视为至爱的兄弟姊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理，可怜又虔诚、勤奋又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亲戚们包围着，他做出如此突如其来的大胆之举，值得大力赞颂。在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中，他是勇敢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的财富"的第一人。
他3个月以后做的事更让人震惊。公元1782年2月2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把当时仅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拓展到这些直到现在才认为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当中。从此，犹太人获准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自由空气。
我们应该就此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件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成了那些希望按自己的良心做事者的天堂。
我倒是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们可能随兴而起，做出了超越常理之事。可是，奥地利的农夫们自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敌，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因此，他们视犹太人和新教徒为天敌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被克服的。
那部杰出的《宽容法》已经颁布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天主教会以外的人们仍然和16世纪一样处于低微之境。从理论上说，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新教徒可以指望担任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其实他就连和皇帝的擦鞋匠一起吃饭都不行。
关于这份空洞的法令就说到这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