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的政府一样）发现，这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年轻作者对《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抱有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不得小觑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被带进了万塞纳监狱，被严密监禁几乎有3个月之久。

　　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能言善辩的人。他在这个由他领衔的项目中看到了出人头地的机遇。仅仅将钱伯斯的旧资料修改一番简直是降低身份。当时正处于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太棒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每一个可以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由各个领域最有权威的人士撰写。

　　狄德罗对此满腔热血，他实际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全权负责，并且不限制时间。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取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上"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

　　过了20年，他终于写到了最后一个字母"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雷伯莱顿聘任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但他每年给编辑的薪金从不大于500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他们或者是当时很忙，或者说下个月再写，或者得去乡下看望祖母。所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不快，他还是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很少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毁掉它。一个半世纪之前这本书就被斥责为有毒害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淹没在一片怒吼声中。而在今天读起来却像给婴儿喂奶的器具一样单调无害。但是，对于18世纪教士们中更为保守的人们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了冲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响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既不信奉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恶棍。但是公元1770年的巴黎只是一个规模宽阔的乡村，彼此之间都很熟悉。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之。对饥肠辘辘的人，他敞开大门来招待。为了人类每天工作20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这个一门心思努力工作的人是美德的典范，而这些正是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官方就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系统，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窥探情况，还会对狄德罗的家进行突袭搜查，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丝毫没能阻抑他工作的热情。这个大项目终于完成了，《百科全书》真的按狄德罗预期的那样竣工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嗅出了新时代的气味，知道世界急需全面彻底的大修，《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整旗鼓的转折点。

　　看来我对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有点夸大。

　　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整天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每星期富裕而睿智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餐一顿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当4 000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感到十足满意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享有的声誉都比他高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部《百科全书》，这些卓越者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告诉我们当时那些领袖们的真实思想。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之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的那些理念。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凡是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时刻，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以避免即将临头的灾难，然而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拒绝采取措施。他们全都非常固执地坚信--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过时了的法律来维护。当时这两个党派实力相当，都保持着原样，这就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起了引人瞩目的作用，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名共济会成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末晚会，别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同一个国家又是各式各样进步的仇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夫都要过同一种贫困而无生机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一点儿不偏不倚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人预料的。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王族出身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斗争活动的参与者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新教徒对他们痛恨得咬牙切齿，就像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虔诚的人都能升入天堂。

　　18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动而言，他们倒是像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对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对各种事物的敬畏感，他们通常缺乏必要的尊重。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

　　他们很少注重古代民族的历史，西方世界的人们出于某些好奇的原因，从巴比伦人、埃及人、亚述人、赫梯人以及迦勒底人的历史记载中捡取一些片段，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指南。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真正信徒们只倾听自己良知的内在呼唤。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中，他们根本不计后果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