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带到德国，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可是在第一个假期回家度假时，阿米尼斯才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所有的亲人都被杀害了。

　　这种情景似乎要终止他的学业了，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人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悲惨遭遇，便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勤学苦读，五六年后便学完了全部应该学习的课程，之后，他又去寻找新鲜的知识源泉了。

　　那个时候，聪颖出众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者为他们的前程出几个钱。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兴高采烈地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了。

　　阿米尼斯作为一个备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阿米尼斯首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这个时候已经与世长辞了，但是有一个名叫西奥多？贝扎的侍仆，像天使的牧羊人似的接替了加尔文。这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手鼻子非常的灵敏，立刻嗅出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对他的拜访也就缩短了。

　　拉姆主义这个词对现代读者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不过熟悉《弥尔顿文集》的人都清楚，300年前它却被看成是非常危险的宗教新说。它是由一个名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创始的（随你高兴用哪个词吧）。他做学生时，十分厌烦教授们那老套的教学方式，于是选了一个使人震惊的题目做他的博士论文题：《亚里士多德传授的一切尽是谬误》。

　　不用说，这个题目没法取得教授们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了一系列颇有才华的学术著作中，这使他的死成了注定之事。他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第一批受难者。

　　不过呢，恼人的著作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姆的书幸存了下来，拉姆奇特的逻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姆主义是奔赴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劝说阿米尼斯前往巴塞尔，这个不幸的城市自从陷入对一切持探索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咒后，"自由派"一直被视为好样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这番警告后，便启程向北走去。但是他又作出一项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大胆闯入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公元1587年返回故乡时，在乡亲们的眼中，他成了一个危险分子。不过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赢得了众人的好感。他应邀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长。

　　在阿姆斯特丹，他不仅有所作为，还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誉。不久，人们便开始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组该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公元1603年，当他作为羽翼丰满的神学教授被召往莱顿时，首都的全体居民都对他依依不舍。

　　倘若阿米尼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是不会去的。他到达莱顿的时候，正好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带偏见地对待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但是两派之间的差异已经是水火不容。阿米尼斯不得不声明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读者们当然会问我，这两派到底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像也无法弄明白这些事儿。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包括阿米尼斯在内的一派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具备自由意志，并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等人，他们教导说，人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神骰的一掷。

　　公元1600年，绝大部分北欧人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愿意听这样的布道--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命中注定要沉沦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教长敢于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马上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犹如心慈手软的医师，给病患者开不出苦口的良药，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将那些病患者害死。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肆意攻击、咒骂他。最终，这个可怜的人被折磨而死。随后，上拉普萨里安派和下拉普萨里安派都介入了政治领域，这在16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于是，便宣布下拉普萨里安派是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逆之徒。

　　这场荒诞不经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中间躺下归西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追随者，为荷兰共和国的建立立下功劳。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他的温和节制曾经使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一个伟大倡导者。在这种情景下，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到此半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非常有势力的家族执掌大权。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没有丝毫的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现存的教会。每逢星期日，他们便满腔宗教热情地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处，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如今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抱怨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在"开会",无法接见这些虔诚的教会人士。如果这些教会人士坚持不懈，且召集数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时常发生），那些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接过教会人士抄写得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但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面前关上后，官员们就会用刚收到的那些文稿点烟。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而有用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可怕年月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制宗教狂热的发展。

　　后人并不总是夸赞这些新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加以明确的区分。他们缺乏从整个帝国角度考虑问题的宏观视角，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值得我们发自内心推崇的事情--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所，拥有各种思想的人在这里都得到了最广泛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过于动人。在内阁们非难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不时地被迫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发行的小册子。不过，总体说来，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斥责宿命论的教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不在南方卫理公会教堂里否认上帝的存在，人们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平安无事。基于这一点，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会因为观念而遭受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副其实的避风港。

　　没过多久，这里又重新变成为天堂的消息广泛传开了。在以后的200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群，这些人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