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十几米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安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16世纪前半期，它却是名副其实的避难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吃苦受难的人们。这是个惊喜吧。

　　这个出乎人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造成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它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在当时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并没有人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15世纪后半期，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多，这引起了威登堡和莱比锡当权者的关注。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沦落到破败的地步，可怜的波兰学子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出国留学。不然，就无校可读了。不久之后，条顿诸大学受到新教义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了潮流。

　　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羽翼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谬误"思想的传播还轻而易举。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就可以推翻一项即使由国会其他全部议员都支持的法律。

　　没过多长时间，那位威登堡的著名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推行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教会的全部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以及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地倾向于另一种理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理念。

　　随着这一发现，出现了对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进行的非神圣的掠夺，造成了一次有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一直靠这种"间歇"拖延人们的思维时间。在这期间，所有权力机构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充分利用机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这些教堂遍布全国各地。

　　当然，新教长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最后又使农夫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于是乎，波兰再一次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16世纪后半期，波兰当局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人们获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当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迫害再洗礼教徒时，幸存者自然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沿岸。就在这时，布兰德拉塔医师拿到了索兹尼那本论述耶稣的著作，并表示想结识这位作者。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医生，这个人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一名优秀的妇科专家。他自始至终都被流言飞语环绕，却很睿智。他像同时代的许多医生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尔维特），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互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最初总是死心塌地地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错了，但在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之前的错误，此后就只判决那些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了。

　　哎，这位好心的太后一命呜呼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布兰德拉塔作为她们的医疗顾问，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他知道，波兰的内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除非采取措施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想方设法在对立教派之间实行停战。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之争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论述耶稣生平的那个名叫索兹尼的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遗憾的是，索兹尼抵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爆出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布兰德拉塔这个意大利人被迫辞职，躲到了无人知晓的地方。不过，索兹尼留在了这个偏远的土地上，还娶了个波兰姑娘，公元1604年客死在这里。

　　他一生的最后20年，是最有意义的阶段，因为这一时期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理念。

　　这些理念可以在《拉可问答手册》一书中见到。索兹尼把这本书写成了一本共同的守则，献给所有心怀好意，且希望未来的教派之争可以终止的人们。

　　16世纪后半期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时代，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编著这类书籍。可是各地印刷出的粗制滥造的小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观念：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用一个大写的"T"（真理）字母表示，所有宣过誓的当局者的职责，就是捍卫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屠刀、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肆意信仰其他劣等真理（只用小写的"t"来书写，因此属于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该书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宣称，它的真正意图绝不是和别人争吵。

　　他继续说道："不少虔诚的人都有理由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之间产生分歧的祸端，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并把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视为异端。"

　　于是，该书以最郑重的方式宣布，索兹尼派绝不主张剥夺或抵制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讲到广义的人性时，该书又作了如下的呼吁：

　　"让每个人自由判断他的宗教吧，因为这是《新约》定下的法则，早期的教会已经做出了先例。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什么资格去熄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心中点燃的神圣精神之火？我们谁能独占《圣经》的含义？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都是兄弟，谁也没有权力去压服别人的灵魂，可能其中一个兄弟比别人博学一些，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关系上，众生是平等的。"

　　这些话讲得多么绝美无伦啊。可惜的是，早了300年。索兹尼派和其他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个动荡的世界里长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经气势汹汹地开始了。大批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横行放纵。新教徒们一边工作一边辩论，致使东部边疆的人们很快又回到了罗马教廷的怀抱。如今来到这些远隔文明欧洲的地方的人们，恐怕很难会想到，这里一度是最先进、最自由的思想堡垒；他们也不会想到，在可怕的立陶宛山脉的某处曾经有一个小村庄，世界在那儿第一次获得了实践宽容的清晰之路。

　　在闲散好奇的驱使下，我最近抽出一个上午来到图书馆，浏览了供我国青年了解历史的最流行的教科书。没有一本内容涉及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所有的书都从社会民主派跳跃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跃到索比斯基。其实在这个被跨越的时期里，伟大的宗教革命领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到了这两位来自锡耶纳的人文主义者，不过是出现在路德或加尔文所说所做之事的一个模糊不清的附录里。

　　作出预见的确有危险，但是我却怀疑，在以后300年的通俗历史里，这一切会有所改变。索兹尼叔侄会独自享有一小章节，而宗教改革的传统主角则降低到次要的地位。

　　那时，即使是把他们的名字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