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家。像其他很多伟大改革家一样，加尔文不像现代基督徒，倒更像古代的犹太人，嘴上说着忠于耶稣基督，心里却向往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承受巨大感情压力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在仇恨和斗争的问题上，谦卑的拿撒勒木匠观点非常清晰明确，而这些观点与2000年来国家与个人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用的暴力手段之间，根本找不到什么相似点。

　　所以，一旦爆发了战争，在一切相关人的默许之下，我们都会暂时合上《福音书》，高高兴兴地滚进血泪与炮声之中，沉浸在《旧约》"以眼还眼"的哲学之中。新暴政

　　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没有人祈求宽恕，也很少有人得到宽恕。加尔文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军营，所有人类自由的表现都逐渐被压制了。这一点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当然，这样做并非没有遭到过极力反对。公元1538年，社会上倾向自由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对加尔文形成了威胁，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到公元1541年，加尔文的支持者们重新掌握了政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士们朗诵赞美诗的声音中，加尔文行政长官又回到了日内瓦河畔的大本营。从那时起，他成了未曾加冕的日内瓦国王。在接下来的23年之中，他一直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就是自以西结和埃兹拉时代之后，世人从未见过的那种政府。

　　依照《简明牛津英语辞典》中的解释，"纪律"这个词的意思是："使受控制；通过训练使服从命令。"它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的政教合一体制的精神。

　　路德具有大多数日耳曼人的气质，是一个感伤主义者，所以在他看来，上帝的话本身就足以给人指出通向永恒生命的道路。

　　这过于含混，也不能满足法国宗教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语也许是灯塔上的希望之光，但是道路漫长而黑暗，并且有很多诱惑会让人忘记自己真正的目的地。

　　然而，新教的教长却不会迷失方向，他是与众不同的人。他知道所有的陷阱，也不会腐化堕落。万一偶尔偏离正道，在教士每周一次的例会上，那些备受尊崇的绅士们都要参加相互批评，就会很快地将他拉回正道，并能够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因此，他是所有真心期望得到拯救的人的理想形象。

　　凡是登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向导有时候会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哪一堆岩石有可能伤人，哪一块雪地隐藏着危险。所以不论走到哪里，对于他所带领的一队人马，他都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对于胆敢不听命令的愚蠢之人，则施以劈头盖脸的训斥与责骂。

　　在加尔文的理想国中，教长们有着与此相似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在地，请求帮助的人，他们很乐于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假如有人任性地偏离正道，离开群体，那只援助之手就会收回来攥成拳头，迅猛可怕地挥出惩罚的一击。

　　在很多其他宗教组织中，教士们也很乐意行使这种权力。但是，行政当局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一般不会允许教士与法庭和刽子手争夺权力。加尔文知道这一点，于是就在自己的辖区内，创建了一种实际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教会纪律。

　　自世界大战以来，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误解，还流传甚广，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法国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与他们的条顿邻居形成对照），他们痛恨一切管辖。

　　其实，在几百年中，法国人一直处于官僚体制的统治之下，这个政权比战前的普鲁士政府还要错综复杂、缺乏效率。官员们还抽着一种劣质的香烟，不遵守上班时间，也不在乎衣领是否一尘不染，并且爱管闲事，招人反感，像东边那个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鲁士成为魏玛共和国。的官员那样。奇怪的是公众竟然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接受他们的粗鲁作风，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喜欢反叛的民族。

　　从喜欢集权这方面来说，加尔文是个典型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而这正是拿破仑获得成功的秘诀。但是他又不同于那位伟大的皇帝，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只是一个严肃得可怕的人，胃口很差，而且缺乏幽默感。

　　他搜遍《旧约》，想要发现自己心目中的救世主。然后让日内瓦人把他对这段犹太历史的解释，当成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几乎是一夜之间，隆河上的这座快乐的城市，变成了可怜的罪人云集之地。一个由6名牧师、12位老者组成的公民宗教裁判所，夜以继日地监视着人们的私下观点。谁被怀疑有"异端邪说"倾向，就会被传讯到教会法官面前，检查他所有的教义观点，还要他解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及以什么方式得到那些将他引入歧途的书的。如果被告有悔改之意，强制到主日学校听课就可以免刑了；如果他执迷不悟，那就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得在日内瓦共和国的辖区内现身。

　　但是，缺乏正统的情感并不是与宗教裁判所产生纠葛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镇上玩一下午滚木球，如果被人适时地检举，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玩笑之语，不论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在婚礼上开玩笑则完全可能被判刑入狱。

　　就这样，新天国里逐渐充满了法律、布告、条例、敕令，让人寸步难行。生活变得复杂不堪，大大失去了原有的风采。

　　跳舞不允许；唱歌不允许；打牌不允许；赌博当然更是不允许的；生日聚会不允许；乡间集市不允许；丝绸锦缎和其他代表外在浮华的东西都不允许；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有着正派观点的人。

　　"禁止"的标志可以抵挡罪孽，却无法强迫人去热爱美德，美德只能来自内心的领悟。因此日内瓦建起了最好的学校和一流的大学，并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相当有趣的集体生活形式，吸引了人们大量的剩余精力，使普通人忘掉了他们不得不忍受的艰苦和约束。如果完全不考虑人性的因素，加尔文的体制就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在近300年的历史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内容应该在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发展的书中讲述。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到底做了些什么。得到的结论是：新教的罗马一点儿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好。

　　我在前几页已经列举了当时一些减轻罪罚的情况，在那个发生了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公元1572年8月23日从巴黎开始的屠杀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事件，发生于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前夜。以及许多荷兰城市被夷为平地的野蛮行径的世界里，有什么理由让其中的一方（这里指弱的一方）展现宽容的美德呢？那意味着坐以待毙！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开脱加尔文协助、教唆法庭杀害格鲁特和塞尔维特罪责的理由。

　　在格鲁特的那桩案子里，加尔文还可以找到借口说，格鲁特有很大的煽动市民骚乱的嫌疑，而且他属于一个试图推翻加尔文派的政党。但是塞尔维特，则根本不可能对日内瓦的社会安全构成什么威胁。

　　按照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一个"过境者",只要再过上24小时，他就要离境了。但是他误了船，结果便送了命。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米格尔？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证人（在当时的欧洲这是个具有一半法律地位的职务，并非那种使用盖章机证明你的签字便要索求银两的年轻人）。米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法国南部一个名为图卢兹的城市，因为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所有课程都是用拉丁语讲授的，学业是国际化的，只要你掌握了5个词尾变化和几十个不规则动词，智慧的世界就向你敞开了大门。

　　在这所法国大学里，塞尔维特结识了一个名叫胡安？德？昆塔纳的人，昆塔纳不久之后成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神父。

　　在中世纪，皇帝加冕礼很像现代的国际展览会。公元1530年查理在博洛尼亚加冕时，昆塔纳把米格尔带去以秘书的身份出席。这个聪明的西班牙青年在那里大开眼界。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有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此后，他涉猎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医生。在钻研神学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并把它写进了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的第15章。审查他的著作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他作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这表明16世纪神学思想的狭隘性。

　　如果塞尔维特坚持他的医学研究该有多好，那样他就可以活到高龄，平静地离开人世。

　　但他就是没能避开当时讨论的那些热点话题。他找到里昂的印刷商，开始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看法。

　　现在，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劝说一所学院把三一学院的名称换成一种流行的烟草品牌，而且会平安无事。媒体界也会说："丁古斯先生慷慨解囊真是太好了！"公众随之高声叫喊："阿门！"

　　今天谁被判定"亵渎神明",一定会让人感到震惊，在这样的时代描绘那时的情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对"三位一体"论说了不敬的话，整个社会都会陷入恐慌。可是如果我们不用心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就不可能理解16世纪前半期，塞尔维特给全体善良的基督徒带来的巨大恐惧。

　　然而他根本不是什么激进分子。

　　他只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主义者。

　　他反对天主教和新教都认同的旧三位一体论，他如此执著地相信（有人都想说他有点幼稚了）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就给加尔文写信（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建议允许他到日内瓦去作一次私人交谈，把整个问题彻底讨论一下。

　　他没有接到邀请。

　　事实上，塞尔维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的大法官已经插手此事，把他投入了监狱。这位宗教法官（好奇的读者会在拉伯雷的著作中发现对此人的描述。拉伯雷用多利卜影射这名法官，多利卜是个双关语，法官本名奥利）已经对塞尔维特亵渎神明的言谈举止有所耳闻，因为有人在加尔文的授意下，将一封信秘密地送到了他手里。

　　这件案子很快又加重了，因为找到了塞尔维特好几篇手稿，这也是加尔文暗中提供的。看起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把这个可怜的家伙绞死，只要他死就行了。但是宗教法庭的官员们有点玩忽职守，塞尔维特得以逃脱。

　　起初，他看起来是想去西班牙边境，但是对于一个知名的人物而言，横穿法国南部的漫长旅程过于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然后抵达地中海。

　　公元1553年8月，在一个星期六的黄昏时分，他来到了日内瓦。他本想找一条船到湖对岸去，但马上就是安息日了，船只都要停止航行，他被告知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天，因为不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不参加宗教的礼拜课都是不端的行为，所以塞尔维特去了教堂。他被人认出，并遭到逮捕。没有人解释有什么理由逮捕他。塞尔维特是西班牙公民，也没有被指控触犯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是在教义方面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不敬神、亵渎神明的人，胆敢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信奉三位一体论的人。这样的人还想得到法律的保护，岂不是荒谬绝伦！普通罪犯或许可以这么做，一个异教徒绝不可以！他不容分说被锁进了一间又脏又潮的牢房，个人财物全被没收。两天以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他回答清单上列着的38个不同的问题。

　　审判持续了2个月零12天。

　　最后他被判定有罪，罪名是"持异端邪说危及基督教基础".在关于教义的问答中，他的回答气得法官怒发冲冠。通常这种案件，特别是当被告为外国人时，通常的判罚是永远逐出日内瓦城，塞尔维特的案子是一个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兰西的法庭重新开庭审理这名逃犯的案件，宗教法庭的官员们得出了和新教同僚一样的结论。他们也判处塞尔维特死刑，并派出地方司法长官前往日内瓦，要求将罪犯引渡回法兰西。

　　这一要求被拒绝了。

　　加尔文自己也能够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是多么令人生畏，一路上还有一群嘴巴里不停念叨教义的教士，伴随着这个异教徒走完最后一段路。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还未结束，直到围观的人群出于对受难者的怜悯向火中添了一把新柴为止。对于那些关心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些意思，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略去不谈吧。这不过是一次行刑，在那个宗教狂热放纵的时代，这次的行刑与其他行刑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塞尔维特的案例确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反映出一些可怕的东西。这时人们可以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些口口声声宣扬"拥有自己观点的权利"的新教徒，只不过是些改头换面的天主教徒，他们和自己的敌人一样心胸狭窄，对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残酷无情，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建立自己的恐怖统治罢了。

　　这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指责，绝不是一句"那好吧，你觉得该怎么样呢？"就可以打发掉的。

　　我们有大量关于这次审判的资料，也详细地知道外界对处死塞尔维特的反应，这些东西读来让人扼腕叹息。加尔文的确曾经出于一时的心善，建议把火刑改为砍头。塞尔维特谢过他的好意，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释放他。是啊，他据理力争（而且道理全在他这一边），这个法庭对他没有司法裁判权，他只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诚挚之人，因此，他有权在与对手加尔文的公开辩论中让人听到他的观点。

　　但是，加尔文没能听进这些。

　　加尔文已经发过誓，一旦这个异教徒落到他的手里，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遵守誓言。没有他的宿敌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合作，就不能给塞尔维特定罪，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手里有可以给这个不幸的西班牙人进一步定罪的文件，他甚至可以与教皇联手。

　　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塞尔维特临死的那个早晨，要求同加尔文见上一面。于是，加尔文来到关押他的敌人的地牢--这里阴暗肮脏。

　　到了这个时候，他至少应该大度一点儿；好一点儿的话，他应该有点同情心吧。

　　可他既不大度，也没有同情心。

　　他站在这个1小时之后就只能向上帝申诉冤情的人面前争辩着自己的道理。他口沫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就是没有一句同情、怜悯、仁慈和宽容，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只有刻毒和仇恨："活该，你这执迷不悟的恶棍！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些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塞尔维特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诅咒也不会打扰那不为人知的坟墓中的他。

　　审判期间狂热的宗教改革家怕得发抖，唯恐放走了这个亵渎神明的恶棍；教会的中坚分子听到行刑的消息后大唱赞美诗，奔走相告："日内瓦万岁！终于做了该做的事！"

　　上述人物都死了，也许最好还是把他们遗忘。

　　让我们只记住一件事。

　　宽容就像自由一样。

　　只依靠祈求，没有谁能够得到它，只有永远保持关注和警觉，才能保住宽容。

　　为了子孙中新的塞尔维特，我们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